近段时间，两部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正式施行。
一部是《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》。作为国家针对水库水源地颁布实施的首个条例，其施行将极大助力护航首都“大水缸”。
一部是国家公园法。这是我国首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立法，其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迈入法治化、规范化新阶段。
法治展长卷，碧水入画来。从“首个条例”，到首部“专门立法”，法律制度不断完善，让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更多“硬支撑”，也给各地守护绿水青山带来启示。
法律制度的作用在于规范。法律制度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护航，一个方面就在于，明确了“可为”与“不可为”的边界，让生态文明建设有章可循、有法可依。
以施工噪声污染为例。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，施工噪声污染成为影响市民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。在浙江宁波，关于噪声污染的投诉量呈逐年上升趋势，其中建筑施工及室内装修噪声投诉增长尤为明显。2025年8月，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施工噪声污染防治规定，对上位法规定较为笼统的内容作了细化，对施工单位职责、高考中考期间施工限制、室内装修的限定时间等作了具体规定。“小快灵”立法，厘清了各方责任，治理噪声扰民有了更有力的法律武器。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、制度不严格、法治不严密、执行不到位、惩处不得力有关。”加强制度和法律供给，才能避免陷入“治理—反弹—再治理—再反弹”的怪圈，实现“长治”。
生态环境问题往往具有跨区域、迁移性等特点，影响范围可能跨越行政边界。以法律制度的形式，明确各方职责，推动生态治理区域一体化，才能形成治理合力。
就拿密云水库来说，其控制流域跨京冀“三区五县”。京冀两地经济发展水平、产业结构、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。一度，保护措施多表现为上下游之间政策的简单叠加，不同地区管控政策差异也较大。条例明确京冀两地政府的协同责任，赋予跨省协作法律强制力，有助于减少因标准差异导致的监管漏洞，共护密云水库这一“无价之宝”。
江西、湖南两省人大常委会分别表决通过萍乡市、株洲市大气污染协同防治条例，广东中山市与珠海市协同开展前山河流域保护立法，黑龙江鹤岗市、佳木斯市协同制定嘟噜河湿地保护条例……从实践来看，用好协同立法这个手段，能有效破解“上游保护下游污染”“九龙治水”等问题，变“各管一摊”为“一摊共管”。
法律制度的作用还在于引导。生态优先，不是不要发展，而是要以绿色为引领，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。
长江湖南临湘段，岸线草木葱茏。曾经，这片土地被化工企业包围。长江保护法明确，“调整产业结构，优化产业布局，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发展”。22家化工企业退出沿江1公里，当地还新建绿色化工产业园，转移承接沿江退出的高新技术企业。可见，发挥法治引导作用，可从源头解决污染问题，促进经济向新向绿而行。
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，源头预防远胜事后治理。循法而行、依法而治，还能形成震慑作用，推动生态治理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转变。
建设生态文明，重在建章立制。“以法治理念、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”，这是实践带来的深刻启示，也是铺展美丽中国画卷的必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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